-
今年，是顾城逝世十四周年。我们以诗歌的名义纪念诗人顾城。
主办＝顾城之城（www.gucheng.net）
策划＝鹤莲
时间＝2007年11月17日（周六）
内容＝顾城及纪念作品
参与＝读者、诗友、沉浸在光与影中的朋友
================
杭州
================
承办＝凡人咖啡馆
时间＝2007年11月17日 14:00
地点＝凡人咖啡馆（杭州市万寿亭路1号）
联络＝夏 花（13732286017）
================
北京
================
承办＝中国人民大学青年读书社
协办＝哭与空、汉语诗歌资料室
时间＝2007年11月17日 15:30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中关村大街59号）
联络＝杨 楠（13426474767）
天 乐（13910614883）
任 牧（13811857865）
================
沈阳
================
承办＝水沫书社
协办＝沈阳音乐学院声乐教研一室、辽宁大学《召唤》杂志社、东北大学鼎原文学
社
时间＝2007年11月17日 14:00
地点＝辽宁大学崇山校区（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66号）
联络＝马戏团（024-82385441）
================
乌鲁木齐
================
承办＝新疆科信学院逐日文学社
协办＝石河子大学火种诗社、新丝路文苑、西岸文化论坛、北门外
时间＝2007年11月17日 17:30
地点＝新疆科信学院（乌鲁木齐胜利路2号）
联络＝去 影（15999163145）
旱 子（0991-8927052）
================
武汉
================
承办＝华中农业大学南湖风文学社
时间＝2007年11月17日 14:00
地点＝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南湖狮子山街1号）
联络＝古道西风（13296642229）
================
西安
================
承办=西北大学文学院
时间＝2007年11月17日 14:00
地点=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西安市长安区学府大道1号）
联络=浮云散人（13700238194）
================
南宁
================
承办＝广西教育学院水天诗社
时间＝2007年11月17日 下午3点30
地点＝广西教育大厦（东葛鲤湾路口）
联络＝半柳（13257782193）
================
无锡
================
时间＝2007年11月17日 14:00
地点=无锡东林茶艺馆（无锡市解放东路867号）
联络=海水（13861797101）PS:夏花你手机号是不是换了???
-
背靠酒桶
有四五个家伙在跑道酒吧有一面镜子在酒吧后面
镜中的影子不善
跑道酒吧的这四五个家伙
有很多酒瓶在跑道酒吧
我们要了不同的酒
有一面镜子在酒吧后面
镜中的影子不善
“不必动脑筋去对付这些马，只需用钱和力气”
我们镜中的影子不善
云在外面
太阳在外面
马群在外面做着准备我们站在跑道酒吧
“我已经玩了40年赛马，还是不能征服它们”
“你再玩40年赛马，也还是征服不了它们”
酒吧招待不喜欢我们
五分钟警告的铃响我们喝完酒转身便去赌
在我们离开的时候
镜中的影子看起来好多了
因为你看不见我们的脸四五个家伙从跑道酒吧出来
狗屁！没人
能赢，去问
恺撒
热夏
带着三个娘们儿来到
七月，或许更多的她们想吸干我的血我可有足够的干净毛巾？
我告诉她们说我情绪极坏
（我不希望这些当妈的挺着她们鼓胀的奶头前来）您瞧
我热衷于带着醉意写信
醉语连篇地给人打电话
梦想爱情
也许并不期待拥有我将出门去买更多的
毛巾
床单
咖啡和矿泉水
浴巾
拖把
棍棒
剑
和刀
炸弹
百日草花以及
狄塞德的
书
Charles Bukowski
-
桑塔格去世兩年后，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出版了她的唯一一部劇本：《床上的愛麗絲》。以前在香港還不知臺灣的一個網站上看過几幕，之後再也不曾記起，直到中央戲劇學院黑匣子上演了這個劇本，是在06年年中的時候，在網上看到些消息。內地對話劇的關注和熱情遠不及香港和臺灣，所以進劇院變得不那么容易。桑塔格的名望起到了一些作用，對我這樣不懂話劇的俗徒也知曉一些，相信《床上的愛麗絲》的出版又會讓很多人興奮一會。這不是一個故事，而更像是一個女人的幻想曲，對自身的認識和思考，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糾纏，深陷其中。這是個女性主義的作品，以前不斷在我眼前出現的多是男性導演、攝影師或作家在作品中展現對女性的認識和理解。希望之後的假期時間可以將此劇和《在路上》看完，至于後者下次再談。
下麵是桑塔格为1991年9月德译本在波恩的剧场(Schauspiel)首次公演時而寫的：
“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一个聪明绝顶的妹妹，一个有着与她哥哥同等的写作天赋的妹妹，会是怎样？这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她那引起巨大争议的《自己的房间》中向我们提出的设想。那会不会很可能茱迪丝•莎士比亚——伍尔芙替她想的名字——会找到强有力的自信而成为一个剧作家？或者，像更有可能的那样，她的才华最终沉寂了？沉寂不仅仅由于缺乏鼓励和嘉奖。沉寂是因为女人的存在方式被下了定义，因此，通常地，她们也就如此定义了自己。作为职责，须使自己外表迷人、忍耐、受教育、温婉驯良、敏感，对父亲（对兄弟，对丈夫）恭顺，与使创造性天赋得以活跃旺盛的自我中心、积极进取心、对个体的漠不关心相抵触且必定有所冲突。
据我所知，莎士比亚并无姐妹。但是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士，也是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伦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的弟弟，有一个妹妹，我们知道她怎么了。在她十九岁时抑郁的潮水漫过了她的头顶，她试图鼓起勇气自杀，她忍受着各种各样含糊不清、令人虚弱的精神疾病带来的痛苦，她去往国外，她待在床上，她开始写日记，她死了……四十三岁的时候。
因此《床上的爱丽丝》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戏，关于女人的痛苦和女人的自我觉悟：一个建立在真实人物——爱丽丝•詹姆士，一个卓著的十九世纪美国家庭的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女儿）——基础之上的自由的幻想。父亲作为一份巨大产业的继承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写作宗教和伦理主题的作者。那是一个古怪而意志强硬的人，在十三岁的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他既是孩子们的监护人，同时也是他们最重要的教育者，在他们小的时候数次带他们到欧洲旅行。（母亲恬淡隐忍，对家庭的影响微乎其微也不足为奇。）在爱丽丝•詹姆士十三岁的时候，她把她想要自杀的念头说给了父亲听，他在一通严肃的训诫之后，授意准许了她。1884年时她的哥哥亨利（“哈利”）在英格兰定居，她也移居到了那里，就此卧床不起，直到七年半以后死于乳癌。
也许关于一个人，没有比他的名字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带给人任意、武断的印象的了。我这位历史人物的名字，爱丽丝•詹姆士，不可避免地呼应了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爱丽丝——刘易斯•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女主人公。在我脑子里结合的是：关于一个女人不知如何对待她的天才、她的积极进取心因而病痛的一生的所有太普遍的事实，和一个以做梦的形式发现了成人专制世界（由完全合法、广泛使用的麻醉药——鸦片——有效地创造了出来）的虚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孩的轮廓——她在那个世界里感受的变化以及困惑混乱反映为身体尺寸和比例的任意变化上。
正如有一次爱丽丝•詹姆士，我的爱丽丝•詹姆士和在奇境里的那个爱丽丝熔合在了一起，我知道我可以有一场戏可以从刘易斯•卡洛尔的著名章节“疯狂的茶会”中吸取灵感（但与之全然不同）。
在我的疯狂的茶会上，我召集了两个十九世纪美国写作者的幽灵，来劝告和安慰爱丽丝。一个是埃米莉•狄金森——是个以像隐居的老处女那样在家里度过一生来应付她燃烧烙烤着的创造力的天才；她写的一千七百多首诗，在她生前发表的寥寥无几。
玛格丽特•福勒，另一个被从阴间召到茶会上的写作者，是美国女性文学中第一个重要的人，著有她歌德研究和最早的女权主义著作《十九世纪的女人》。她和她年轻的意大利丈夫还有他们的婴儿坐船从她居住了数年的意大利返回美国时，因距离纽约火烧岛大约一百码处的风暴导致沉船，而一齐溺死。
我还为我的茶会传召了十九世纪舞台上两个有代表性的愤怒的女人：迷尔萨，闱嫠们——一群在爱情中被背叛、于婚礼前夜死去的年轻女子的幽灵——的女王，《吉赛尔》第二幕里出场；还有出自《帕西法尔》的，我的睡鼠：困得里，一个苦楚的、受罪孽折磨、想要睡觉的女人。在这人挤得满满当当的茶会之后是独白。爱丽丝在她的意识中去了她哥哥经常去而玛格丽特•福勒居住过的罗马。在那里她将不只是构想她的自由，还有历史的重量，和由一只手残疾的孩子所表现的在她生活的那个享有特权的世界之外，贫困要求的权利。
一次真正的相遇和对决，即当一个年轻的夜贼——他代表着没有资产阶级奢侈的心理病的世界——进入病人的房间，将戏剧推至高潮。
一切当然都是虚构的，在我的戏里，许多都是捏造。
我在1990年1月用两个星期写了《床上的爱丽丝》，但我第一次从头到尾想它是在十年以前，在罗马，在我执导排练皮兰德娄 晚期的一个戏《像你希望我的那样》的时候——那是另一关于一个无助、或假装无助的绝望中的女人的戏。
我想我一生都在准备写《床上的爱丽丝》。一开始是一个关于女人的委屈和愤怒的戏；最后，这个戏说的是头脑中的想象。
还有精神监狱的事实。还有想象的获胜。
但想象的胜利是不够的。”
《床上的爱丽斯（八幕剧）AliceinBed》苏珊·桑塔格著 冯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原版封面
-
這是海子在1984年的11月寫下的一首短詩，送給過去的秋天
秋天红色的膝盖
跪在地上
小花死在回家的路上
泪水打湿
鸽子的后脑勺一位少年去摘苹果树上的灯
植物没有眼睛
挂着冬天的身份牌
一条干涸的河
是动物的最后情感一位少年人去摘苹果树上的灯
我的眼睛
黑玻璃，白玻璃
证明不了什么
秋天一定在努力地忘记着
嘴唇吹灭很少的云朵
一位少年去摘苹果树上的灯
Jarrasri Roopkamdee－A Wind in Autumn
-
之前出版了一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和现在火烫的80后没有内容上的联系。都是一些上了点年纪的“人物”，这个词已经说明了这些人在80年代所做的和现在仍存在的文化力量。陈丹青、田壮壮、刘索拉、崔健、栗宪庭这些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代人的时代思考。今年年初，在南周上已经看了一篇阿城的访谈，什么时候还是想把书买来好好读读。这里先找了一篇北岛的访谈：
查建英：访谈阿城的时候，他说八十年代是一个“表现期”，各种思潮的酝酿其实贯穿整个七十年代，比如下乡知青当中，各种交流一直相当活跃。能不能请你也先勾勒一下八十年代之前你和你周围朋友的大致生活轮廓？先说你自己吧。你生长在北京，父母是知识分子还是干部？他们在“反右”，“文革”中受过冲击吗？
北岛：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职员，母亲是医生，他们在政治上基本随波逐流，虽在“文化革命”中受过冲击，但还算是幸运的。我同意阿城的说法。如果八十年代是“表现期”，那么七十年代就应该是“潜伏期”，这个“潜伏期”要追溯到六十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九六九年我分配到北京六建，到河北的山区开山放炮，在山洞里建发电厂。而我大部分同学都去插队了。每年冬天农闲期大家纷纷回到北京。那时北京可热闹了，除了打群架、“拍婆子”（即在街上找女朋友）这种青春期的疯狂外，更深的潜流是各种不同文化沙龙的出现。交换书籍把这些沙龙串在一起，当时流行的词叫“跑书”。而地下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我和几个中学同学形成自己的小沙龙。
查建英：你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感情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那么，你曾经有过一个虔诚的信仰期吗？是什么经历触发了这种迷失感呢？请谈谈你的少年时代。
北岛：我曾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的派系冲突中，这恐怕和我上的学校有关。我在“文化革命”前一年考上北京四中，“文革”开始时我上高一。北京四中是一所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我刚进校就感到气氛不对，那是“四清”运动后不久，正提倡阶级路线，校内不少干部子弟开始张狂，自以为高人一等。“文化革命” 一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公开信就是四中的几个高干子弟写的，后来四中一度成为“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一个极端的老红卫兵组织）的大本营。我们也组织起来，和这些代表特权利益的高干子弟对着干。我记得王绍光的博士论文专门讨论所谓文革派系冲突背后的群众基础。记得当时那些联动的头头就扬言，二十年后见高低。现在他们中许多人果然进入商界政界，成为“栋梁”。除了阶级路线的压力外，由于我数理化不好，“文革”对我是一种解放——我再也不用上学了。那简直是一种狂喜，和革命的热情混在一起了。“虔诚的信仰期”其实是革命理想、青春骚动和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的混合体。由于派系冲突越来越激烈，毛主席先后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控制局势。最后他老人家干脆把所有学生都送到乡下去，这一决定，最终改变了一代人——中国底层的现实远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我们的迷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比较长，看全篇点“Read More” -
这本是大江健三郎的《愁容童子》，我曾在网上见过，没有决定买下，因为那时候脑子装不下什么东西。而在几天前，他来到中国，去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签售《愁容童子》等3本新书，赴北大附中做“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的主题演讲。此外，大江先生还将前往专程南京参观大屠杀纪念馆，并与大屠杀幸存者举行座谈。对这位大师的了解无非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一位鲁迅的拥护者。他对战争的反思和对生命的理解很容易让一个中国人喜欢上他的作品。之所以村上春树在中国如此受推崇是因为年轻人们在其作品里看到无数个自我的灵魂，而大江在主题上似乎更为严肃，宏大，具有社会性。他的新作《别了，我的书》意味深长，需要看过才能体会。
-
1825年8月28日：同性恋理论先驱卡尔·亨利克·俄尔利克斯（Karl Heinrich Ulrichs）出生
卡尔·亨利希·俄尔利克斯（1825-1895）是第一位现代同性恋理论家。他的呼吁，促使科学开始关注同性恋论题。
俄尔利克斯生于德意志的汉诺威王国，在哥廷根、柏林学习法律后，1848年进入汉诺威的政府机构工作。1854年，他的同性恋活动引起上司注意，他选择辞职来规避训斥，随后改行当记者、秘书。
1864至1865年间，他以笔名出版五本小册子，总标题为《男男相爱之谜的研究》（Forschungen über das Rathsel der mannmännlichen Liebe），提出了男同性恋成因的生物学理论，即第三性理论。
俄尔利克斯把男同性恋归纳为“囿于男性体内的女性心灵”（anima muliebris virili corpore inclusa）。他创造了Urning一词，来描述具有这种特点的男性（1869年才有人创造出同性恋的通用词homosexual），又先后用Urningin、Uranierin等词，来描述女同性恋者。这样，俄尔利克斯便引入了一种新的观念，把同性恋作为一种描述个人本质的性身份看待，而不像从前一样只看到性行为。
此后俄尔利克斯仍陆续出版同类小册子，共达12本，努力反抗把同性恋视为违背自然的法律、宗教与社会压迫。
这些工作促使早期性学家开始关注同性恋议题。奠定同性恋病理化观点的《性心理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一书作者卡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就是读了俄尔利克斯的著述，才产生研究的兴趣。
俄尔利克斯不仅争取同性恋者的平等权，而且对妇女（包括未婚母亲及非婚生子女）、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权利都挺身捍卫。1866年，普鲁士占领、兼并汉诺威之际，俄尔利克斯公开抗议，两度为此入狱。
后来的科学发展摈弃了第三性理论，却始终保有同性恋乃天生的基本信念。俄尔利克斯对现代同性恋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载自爱白网http://www.gaychinese.cn/）
-
来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作者：单万里
——论纪录片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摘要】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传媒，电影、电视与互联网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履行着重要的外交职能。“装在铁盒里的大使”曾是人们对电影外交职能的描述，电视时代和网络时代到来之后这种提法应该扩展为“影像大使”，以便将更多种类的影像的外交职能涵盖进来。对现代外交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往往是纪录片，一部纪录片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由活动影像构建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电影在诞生之初就已具备外交职能，但当时人们对这种职能的认识和利用是不自觉的，早期的电影外交职能虽然带有官方色彩，实质却是民间的。纪录电影被自觉用作官方外交手段大约始于一战时期，并在二战时期得到广泛运用。本文系“国际关系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2002年4月13—14日举办）提交论文。
依照人们对“纪录片”所做的最简洁也是最宽泛的定义，即“非虚构的电影”（non-fiction film），作为电影的两大基本形态之一的纪录片可以说占据着电影王国的半壁江山。在数量巨大而且种类庞杂的电视节目中，纪录片所占的比重更大，从频繁播出的新闻报道到各种各样的访谈节目，大都可以纳入纪录片范畴。20世纪末基于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而诞生的数码影像制作和网络传输手段也被很快应用到纪录片领域，并且产生了“数码纪录片”和“网络纪录片”这样一些崭新的概念。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传媒，电影、电视与互联网络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履行着重要的外交职能。“装在铁盒里的大使”曾经是人们对于电影的外交职能的描述，电视时代和网络时代到来之后这种提法或许应该扩展为“影像大使”，以便将更多种类的影像（1）的外交职能涵盖进来。无论是以传统的电影和电视技术还是以新兴的数码技术生成的影像，都在现代外交中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影响，然而对现代外交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往往是纪录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纪录片史也可以说是一部由活动影像构建的现代外交史。
如果说人的哲学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国家的哲学本质就可以说是国际关系的总和。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个人的所有行为既对自己又对别人产生影响，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国家的任何行为既对本国也对他国发生作用，这些行为之中当然包括各种形式的信息传播行为。在日益发达的信息社会，外交与内政的界限已不像从前那样明确。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国家的外交都与内政有关，内政又反过来影响外交（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干涉别国内政似乎已经成为其施行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将国家作为传播主体放置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受众的内外之别已经越来越模糊，任何信息的传播（无论通过本国媒体还是他国媒体传播）都具有外交意义。这是因为，一国派驻他国的官方外交使团与各种形式的民间外交使团和个人，不可能不关注所在国传播的信息，也不可能不向所在国传播本国的信息；同时因为，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一国与他国无论有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都可以轻易地找到适当的传媒向他国传播本国的信息以及接收他国的信息。
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忽视新兴传媒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像电影、电视和互联网这样一些强势传媒。然而，如同人们对任何新生事物的认识往往都要经历一个曲折过程一样，许多国家的政府对新兴传媒的影响力及其外交职能的认识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本文通过考察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纪录电影史，试图阐明纪录电影是如何被用作官方外交手段以及这种手段是怎样影响战争进程的。战争时期不仅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复杂时期，也是纪录电影发挥外交职能的重要阶段。回顾官方认识电影的外交职能的历史，对于我们认识网络时代影像外交的特性或许不无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说的纪录片主要是指具有明显宣传性质的纪录片，简称宣传片，又由于这种纪录片主要被用来进行战事鼓动和宣传，所以有时又称战争宣传片，或简称战争片。另外，鉴于那个时期的纪录片与新闻片之间并不存在十分明确的界限，（2）文中有时将这两个概念并用甚至混用。
影像作为官方外交手段的开端
在探讨二战时期的影像外交史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早期的电影史，因为电影在诞生之初应该说就已具备了一定的外交职能，只是尚未被当时的官方认识和自觉利用。虽然人们往往将法国看做电影的故乡，但是许多国家的许多人士都为电影的发明奉献了聪明才智。电影的发明本身就是一项国际性的活动，而且在发明之后不久迅速传到了世界各地。自1896年起，卢米埃尔的摄影师们两年之内就到达了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陆。至1897年底，卢米埃尔就已收藏了750多部影片（大部分为短纪录片），这是卢米埃尔派往世界各地的数百名摄影师带来的。由于这些摄影师在奔赴世界各国拍片和放映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得到所在国的支持，尤其是来自官方的支持，而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又对这种新奇的发明感到好奇，不仅许可他们进入本国，而且希望他们用电影报道政府的活动（有时也许是出于无奈），卢米埃尔的使者也就成了当时许多政府的“公共关系代理人”。（3）由于早期的电影生产国主要是一些拥有殖民地的帝国，这些国家的摄影师能够非常容易地进入自己的殖民地进行拍片活动，而且他们的影片大多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自觉不自觉地服务于本国的殖民主义外交政策，这条线索可以说贯穿于20世纪的纪录电影乃至整个电影的历史。
外交有官方与民间之分，大使有官方与民间之别，影像大使与影像外交也是如此。电影虽然在诞生之初就已具备一定的外交职能，然而当时的人们对于这种职能的认识和利用应该说是不自觉的，而且这种职能虽然带有官方色彩，实质却是民间的。官方自觉运用电影作为外交手段大约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而较早认识和自觉利用电影外交职能的国家应该说是英国。那时，英国政府中的有关人士对于电影在国外产生的宣传威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外交官们在促使政府转变对于电影的态度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当时的电影被普遍看做娱乐场所里的杂耍，政府部门中又很少有人对电影有第一手知识，“如果有谁提出电影可以为打赢战争这桩严肃的事业作出贡献，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和令人厌恶”。（4）然而，电影界的人士却抱有另外的看法，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电影（主要是指那些在现场拍摄的、忠实反映实际战况的影片）在支持战争方面可以起特殊的作用。在政府内部秘密进行官方宣传工作的人持同样的观点，英国的外交官们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例如，英国驻美大使斯普林·赖斯曾经指出：“考虑到电影放映可以吸引大量群众，以及电影观众的心理状态”，这种媒体必须予以重视。与此同时，英国派驻其他国家的大使也络绎不绝地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执，许多人都认为电影在战争宣传方面可以派上大用场，同时也都同意这样一个原则，即用作宣传的战争片必须是实况纪录片，只有这种形式的影片才能发挥作用。
但是，要实施这种原则面临很大困难，因为要拍摄这种电影必须得到军方同意，而当时国防部和海军部不仅不接受宣传工作者的这样一种观点，即电影有可能同大量的国际观众见面，反倒认为用这种电影进行宣传肯定会有损于战争事业，因为“军方一致确信，所有的保密措施都将失效；他们认为，允许用自己的军队形象取悦外国人，对这个国家来说是有失体面的”。经过激烈的争论，上述种种无知、偏见和疑虑都被排除了，争论双方终于在1915年秋达成协议。第一部这样的官方影片《英国做好了准备》于1915年末制作完成，出席首映式的观众中包括许多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海军大臣甚至在影片放映中间休息时发表了大力赞扬这部影片的讲话。影片在伦敦的帝国音乐厅放映，过去只有最富盛名的（也是商业上最有利可图的）影片才在这里放映。此后，又出现了诸如《索姆战役》（1916）、《安克尔战役》（1917）这样一批著名的战争纪录片，不仅在英国放映以进行战事鼓动和宣传，也通过英国的驻外使节在国外放映以敦促有关国家参加反战同盟。
点击下面的“Read More”查看全文